雷颐:日常生活的历史(转载)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13日
       日常生活史 雷毅 有人说, 传统史学是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离谱的, 但它也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希腊的崇高, 罗马的壮丽”, 还是“山川之威,

天下无双”, 如果不是称霸历史的帝王将军, 起码是英雄英雄谁左右家中风云, 庶民喜怒哀乐, 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鲜少“有兴趣”。偶尔有描述, 也是因为“王想知道鲁巷的风俗”。不过, 这种背诵琐事虽然也为《资治志》所用, 但并不享有“正史”的荣誉, 只能被“非主流”称为“稗史”。谷仓, 卑微。卑微的历史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甚至连群众的日常生活都没有记载。随着对“历史”的深入理解, 我意识到, 在历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概念的背后, 往往与亿万人民的悲欢离合, 一生相伴。 1、1953年底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在史书上只是一句短句。几年的“知青”经历让我觉得, 从人数和时长来看, 看似“平淡无奇”的“统购统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其实超过了任何其他事件, 包括“文革”。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统购统销”一经实施, 社会立即分化为吃“商品粮”和吃“农粮”。工业粮分为两大类, 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粮”的人其实是“二等公民”, 想吃“商品粮”的人确实是“难上天”。不甘心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 由此引发了无数悲喜剧。 “统购统销”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民与土地牢牢捆绑在一起。因为没有食品券, 农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在城市, 尤其是大中城市, 没有粮票, 买不到一碗粥, 一个馒头, 一两点零食……农民只能准备够了进城时干粮。粮票就更难得了, 城里人即使要领国家粮票, 也必须由单位出具“出差证”, 农民连想都不敢想, 这使得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粮票, 因为如果他们想住在大中城市的医院里, 没有粮票的病人住不了, 他们的陪护也住不了城市。一些人为了应急获得粮票, 不得不高价购买原版“无价之宝”。这种“黑市”屡屡被“打击”, 因为这种“非法交易”确实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加强关系”, 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 “知青”最常见的“善行”之一, 就是从家里给老乡发放粮票。
       因此, 只有废除粮票, 今天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农民才能重获“解放”。 “一开始, 各种门票越来越多, 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难的表现。1964-65年, 经济发展较好, 商品稍微丰富的时候, 门票开始减少, “文革”十年, 门票种类达到顶峰。从鸡鸭鱼到烟草、酒、糖、瓜子、花生、风扇……从自行车、缝纫机、台钟、大型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燧石、火柴、肥皂、电灯泡、线团……很多东西只有元旦才有, 不仅限时, 还有过期作废;而且, 即使是门票规定的物品, 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可以保证供应, 很多地方甚至不能保证门票规定的物品供应。 .生活是复杂的, 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导致生活的荒谬。
       几年前, 《北京晚报》举办了“票房故事”征文活动。许多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真实、具体、生动和讽刺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超出“黑色幽默”作家的想象。不过,

这一次随笔“进入了良好的状态”, 却不知为何戛然而止, 令人十分遗憾。好在百花文艺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老票》, 汇编了一些人的亲身经历, 为普通人的历史“作证”。 1961年王春雨决定结婚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她结婚后只有副食品供应证。有了这个, 她每周可以买几块豆腐干和半斤豆芽。费了一番周折, 他凑够票买了一个双熨斗、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和一个痰盂。“在家工作”。书上还印有当时武汉的“结婚购物证明”, 规定证明只能买保温瓶、被子、脸盆等。家中支离破碎, 生活极为不便。而且一个保温瓶需要一年内发放的所有“工业券”, 根本买不到。从此, 热水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因为害怕打破它, “晚上睡觉变成了大喜大悲、大震惊的梦”, 无论是梦见买了新的保温瓶, 还是梦见保温瓶坏了。 1961年翁美英生孩子的时候, 街上对她特别照顾, 还给了她一张铝锅票, 这让她真的开心了好几天。烟票只发给“烟民”, 但“烟民”资格必须由个人申请, 经领导批准。许多人也开始吸烟, 以便为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买烟票。而且, 烟票是按职位分级的, 级别低的人买不到级别高的烟。由于食用油量极为紧张, 当时农工张显良发明的“滴眼油滴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已成为奢侈品。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 在春节期间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弄到一批花生。梁小生永远感激他们的街头售票员王阿姨, 因为她的秘密照顾, “那些年, 我们吃的豆腐比城里人还多。”没来过的人很难想象, 但当时多吃豆腐确实是“厚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子或者有人需要加棉大衣, 只要需要为全家领取数量有限的布票;为了节省布票, 春天有些人不得不拿出棉布作为单衣穿。尹惠芬的七七下乡时, 姑姑给她买了一件衬衫, 却说布票要退。因为尹家一时回不去, 亲人反目成仇, 两家人五年不来往, 就成了陌路人。井一丹很难找到更好的补丁。
       当然, 食品券是所有门票中最重要的。由于数量很少, 大多数人都有水肿患者。何蛮子当时在“劳教”中, “我听过很多人饿得眼睛发绿、身体肿大, 为了几斤粮票被活活打死的事。在宁夏中卫县公安局看守所, 用铁路打死的死囚一起度过。”林夕和老鬼写的粮票亲身经历, 让人唏嘘不已。没有票的故事”, 想必更悲催了。由于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领取”, 这些各种各样的票就像绳索一样将人牢牢束缚, 个人被发行人、单位、单位、票不仅是一种经济手段, 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控制的手段, 甚至使人们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极为有限。人们往往试图建立关系和“走后门”为了买半斤多肉, 一把扇子, 几包火柴, 一块香皂……当然, 结果肯定是社会道德。和平的普遍衰落, 即所谓的“道德滑坡”, 从这一点开始。事情完全逆转了。本来在很短的“非常时期”应该只配少量物品, 但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 大部分物品都应该配给!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是凭票提供的, 需要很多脑筋。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车票”正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 成为历史文物, 成为“十年浩劫, 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最好注脚。 , 并为“计划经济”的失败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2.日常生活与政治有相当大的距离。或许正因为如此, 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 政治总是“大规模入侵”, 甚至取代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常识”之上的, 但“常识”往往因为太普通而被各界英雄所鄙视, 所以他们常常压制甚至消除(如果可能的话)日常生活不顾一切常识。最起码, 应该把日常生活控制在最低限度, 让“泛政治”的最后一点逃生不复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罔顾常理, 将数百万农民组织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 只好去“集体食堂”吃“大锅饭”, 最终酿成大祸。农民们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但他们凭常识知道这种方法行不通, 食堂必须尽快解散。经过20多年的低效运作, “公社”不得不解散。抵制的结果。记得在“学大寨农业”高潮的时候, 我插队的村子也被分配到一个工作组, 落实“大寨精神”, 把“记工分”换成“记政治点” .也就是说, 不是根据每个人工作的好坏来打分, 而是以“政治表现”, 即家庭背景, 是否会“说话”等作为评分标准, 而是明确规定: “四类成员”与是否工作无关。不管你做了多少, 你做得多么好, 你都不能得到满分。然而, 工作组一离开村子, 农民们就夺回了背上的“劳力点”。用他们的话说, “再好听, 也长不出庄稼”。这是生活中的常识。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 所以一个大“公社”的理想状态就是消灭家庭。虽然这个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

但十年后“文革”期间的“五七干校”部分废除了家庭。夫妻不以家庭为单位, 而应与工作单位委派, 往往分道扬镳。夫妻在同一单位工作, 分住“男营”和“女营”(随行子女也住在男女营);集体工作和吃饭, 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个人隐私不再存在。一旦失去私人空间, 个人的一切就彻底暴露无遗, 让掌权者有了安全感。与此同时, 意识形态对全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甚至用暴力来“破四旧立四”。那个时候, 很多私人通讯开始了, 比如报纸上的文章, 而不是“首先恭喜我我们心中最红、最受欢迎的红太阳, 毛无边……”, 意思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教给我们的……”, 然后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顾客和销售人员必须或首先是恭敬的愿望”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 然后再谈“买卖”。日常生活的自然语言因此被一种刻意创造的意识形态语言强暴。 “文革”结束后不久,

轰动一时的相声“所以“摄影”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每个人每天都要参加几十分钟的“早报”和“晚报” , 站在毛泽东像前, 在各种集体仪式上“表忠心”(没有工作单位、没有上学的, 必须参加由“居委会”组织的“请示”和“报告”但那天晚上, 他还是被迫去“忠诚室”做“晚报”, 以后的“请求”和“报告”是无法避免的, 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读了一大段毛泽东语录, 唱了几首颂歌, 可惜嘴巴要尽量张大(表示动, 唱), 声音要小(减少腹部的震动), 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刃上以减轻疼痛Fortun医治“刀口发炎”, 避免了“忠诚舞”。那十年, 人们的日常娱乐不过是几部干巴巴的政治宣扬“样板剧”, 凡是没有“样板”的东西都是严禁的。人们的发型, 头发长度有严格限制, 打扮、涂抹油脂和粉末都是“资产阶级……”。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穿衣戴帽, 各有千秋”, 本应是最有个性、最丰富多彩的, 但在“专制”时代, 却成了“监管最严”的领域之一。一。服装的款式和颜色只允许单调。裤角的宽度有严格的限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严厉批判。1966年的《红色八月》几乎一夜之间充斥着“黄色军装”, 但这是以可怕的流血和暴力实现的。研究服装史和日常生活史, 人们可以更加具体、生动、彻底地看到这背后的权力和暴力主宰日常生活的过程。“文革”结束后, 日常生活一点点恢复。 , 但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西方音乐被禁十多年后, 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第一次在电台播出, 但必须声明“这是列宁、伟大的革命老师, 生前非常喜欢”。酒吧裤、牛仔裤、“迪斯科”的出现, 屡遭诟病和禁止。因此, 人们不得不争论中国在唐代就有酒吧裤, 所以他们是“民族al”而不是“西方”;牛仔裤原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 而不是“资产阶级”; “迪斯科”“是一种起源于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的衰落和颓废……今天, 这一切无疑是可笑的,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理性”, 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防御。但在当时, 这是日常生活的必要而庄严的理由。因为面对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扰和否定, 它必须得到意识形态的捍卫。 “常识”人人都有, 而且确实不贵。然而, 一旦缺乏“常识”, 日常生活就会变得极其荒谬和可怕。日常生活的变迁史, 就是一切众生喜怒哀乐的历史。第三, 让众生进入“历史”谈何容易。 “一将功成万骨枯”, 只有“一将”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 进入了历史, 荒郊野外的“万骨”也只能是“草没了”, 一无所有。名字, 不能进入历史。在一定程度上, 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换言之, “历史”是由“文献”构成的, 因为历史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最低限度的要求, 但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日常生活是复杂的, 多方面的文件难以形成。有时, 即使有“文献”, 也常常因为“普通”而被忽视, 不被重视, 不作为“史料”留存下来。例如, 1972年初, 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与之前的“全面关闭”相比, 在华外国记者数量猛增。 “文革”时期, 我们“斗争阶级斗争”, “敌情思潮”极强, 各单位、居委会组织全员学习并熟悉与“外宾”接触的相关规定。当时, 笔者从农村回城探亲, 并被招募与其他“知青”一起与居委会开半天会议, 学习并背诵这条规定。其中一项规定规定, 外宾到商场时, 商场内的所有商品都可以无优惠券供应, 但中国居民购买后不得离店, 必须到柜台退货。外宾已离去。据报道, 曾有人在外宾在场时买了几双尼龙丝袜(购买尼龙丝袜需要“工业券”, 购买丝袜需要“线票”, 而且这些优惠券发行的数量很少)和想离开, 却被门口的相关人员拦住, 二话不说就把袜子都还给了他。他还通知了工作单位, 受到了处罚。 《条例》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标准答案”, 比如“文革”“非常必要”;锻炼得很好”;关于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得很好”或“足够”。我记得, 在各种问题中, 只有家庭人口回答了“可以如实回答”。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外宾问一位老人, 他家有几口人。老爷子怕是自己回答错了, 自己无法承担责任。 , 让外宾莫名其妙。仔细研究一下, 从这篇论文的“规矩”可以看出, 当时的“蛮夷大防”、严控、宣传手段、经济衰退……同时, 不少外宾回国响应“文革”。中国式的“莺歌演武”无处不在热心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国内有人为了“学术创新”, 拿这样的报道来论证“文革”是“真民主”)。这份纸上的“规矩”当时流传甚广, 但大家都记了之后就扔掉了。作者突然觉得它的重要性。我问了很多人, 但没有人(包括作者)保留它。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档”经常以这种方式丢失。更严重的是, 一些幸存下来的“文件”和“生活”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当年, “知青”上山下乡时, 大多是在试图留在城市后被迫离开。但是, 每一批“知青”下乡都要组织一场盛大的“场面”, 敲锣打鼓, 飘扬红旗, 胸前戴一朵大红花, 面前捧着一本“红宝书”毛泽东像, 发誓终生扎根农村的决心……所以, 报纸上的图文报道, 新闻纪录片, 充满了这样“宏大”的场景, 却没有人敢去记录真正的苦难, 因为这是“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规划”。到了那个时候, 不仅罪可以入狱, 就连死亡的劫难。 “真正的苦难”因此完全被“虚假的盛大”所取代。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宏大”。同样, “知青”在招兵买马、入伍时“走后门”,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 走完“后门”后, 还需要完成“正常”的手续, 所以如果查档案、群众推荐、执行好、基层组织审批……各种的“合法”程序应该是一切。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以档案为标准, 就会得出当时基本没有“后门”的“历史”结论。 “历史”往往是这样塑造的。似乎除了“档案”文件之外, 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 4、这种只有“宏大叙事”的历史观自然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不满, 胡适就是其中之一。 1930年, 他在《上海小志序》中写道:“‘智者知大, 愚者知小’, 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敌。何为大?何为小。 ? 这两个问题很少有人能正确回答, 朝代兴衰, 帝王废黜, 连年战乱, 这些‘大事’, 在我们眼中, 逐渐变成了‘小事’。《史记》“一不小心记住一句话‘牛马同列’, 或者女人的‘拖离记’, 这个事实在我们眼中比楚汉战争重要得多。”因为它可以导致诸如汉奴是怎样生活的, 妇女缠足的由来等关系到时代社会生活的问题。时代, 所以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资料。人类文化史。不过, 古代文人往往不屑于记载这样的大手笔挠痒痒的大事, 所以一本书二十四史中的绝大多数只是一派胡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依靠那些‘知之甚少’的愚昧圣人乐于记住的点点滴滴。”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本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书出版了。 . 杂志于 1929 年在圣。拉斯堡大学诞生, 倡导一种新的历史。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年鉴学校终于成为当今历史上的一所重要学校。不同于传统史学注重历史的“短时期”、杰出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史”, 年鉴学派着眼于人类生活的“长时期”, 着眼于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 相信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因素。年鉴学派把日常生活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扩大视野, 摆脱档案的局限, 把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史料。从这个“史观”开始, 一斤辣椒的价格、一张告示、一个项圈……这些过去毫无价值、毫无保留的“资料”, 如今有了意义, 成为重要的“史料”。说到底, 日常生活已经从“稗史”变成了“正史”, “识小”者未必有德。这种变化非常有意义。 “你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很艰难。”或许, 只有在“躺在云端”的“少年心”褪去之后, 我们才会注意到在轰轰烈烈、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背后, 平淡、平淡的“长期”日常生活;只有经历了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和残暴侵犯的日子, 我们才知道和体会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甚至是多么珍惜它……